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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1 来源:成都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成都党史一百年 || 第十七期:土地革命时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成都的抗日活动

从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的成立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抗日救亡的呐喊到迎来解放的曙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春天,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用声音讲述成都百年党史,用故事描绘成都党史辉煌,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倾力出品——《成都党史一百年》。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成都的抗日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战争前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之后在天津、武汉、广州、成都、济南、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分部,巴黎、里昂、东京等城市也都建立了“民先”组织。

1936年10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在四川大学正式建立。成立会上,根据北平民先队的《宣言》、《工作纲要》、《斗争纲领》、组织系统和规约,制订了成都民先队的斗争纲领和工作纲要,规定成都民先队接受全国民先总队部的领导。

成都民先队建立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发展队员,扩大组织。民先队在成都大、中学校中发展了一批思想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敢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政策、赞同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入队。这些最早的队员,大都曾是各种读书会、壁报社的领导或主要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他们加入民先队后,迅速成长为发展民先队组织、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的骨干。

成都民先队还十分注意用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队员。队委会专门编印了《民先汇报》,供队员阅读,以加深队员对民先队性质、任务、纲领的了解,同时还组织队员联系抗日救亡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地培养队员们的政治识别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成都民先队建立后,按照党的指示和北平民先队的经验,始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方面。

1936年11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继8月奋起抗击敌寇后,再次打败了日伪军的联合进攻,取得了收复绥远省百灵庙的巨大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迅速掀起了援绥运动。成都民先队和海燕社也闻风而动。海燕社是成都地区较早且较大的一个进步救亡团体,成员多是原来各种小社团的领导骨干,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在这次运动中,民先队员在川大发起成立了“绥东抗敌后援会”,发动全校学生把节约下来的伙食费捐献给绥远抗日将士。

同年11月18日,民先队负责人以四川大学学生的身份和部分社会团体及救亡组织和学生的代表,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大会。同年11月23日,上海发生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声援。

当时,成都民先队以活路社的名义,同海燕社、力文社等团体秘密联络,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了以成都学生为主体的成都各界声援“七君子”、抗议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集会。但因为复兴社特务分子的捣乱,使大会中途停止。不过这些活动,客观上对成都学生运动同社会各界抗日民主运动的大联合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成都民先队更是采取多种形式团结培养进步青年,扩大救亡组织,以迎接抗战救亡高潮的到来。

当时,民先队员在各校分别以读书会、读报会、歌咏队、办墙报、联欢、郊游、座谈等方式广泛地发动和团结同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不断地壮大民先组织。如彭文龙、熊复等组织的寒假读书会,帮助同学补习英语,组织他们阅读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和茅盾的《子夜》等进步书籍,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并从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其中就包括了张露萍烈士。

1937年5月7日,华美女中的美籍校长和训育主任秉承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旨意,强令开除了带头从事救亡活动的甘佩文的学籍,并对其他参加救亡活动的民先队员进行迫害,不许她们出校门,不许会客,不准对外联系,甚至勒令她们期末转学。面对敌人的淫威,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屈服。在她们被软禁期间,民先队派人秘密送去进步书刊,支持她们的正义斗争,并在《新时代》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华美女中学校当局的反动行径。经过她们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华美女中当局不得不取消禁令,收回成命。

这时,成都民先队队员已经发展到近百人,他们分布在各大、中学校之中,其中以川大、省师、华西协中为最多。为了斗争的需要和联络的方便,民先队建立了区队、分队和小队等基层组织,制订了积极而慎重的组织发展原则,加强了组织生活。

西安事变以后到1937年春天,成都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引导下,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加紧酝酿筹建各界救国会。成都民先队主动积极地投身到筹建工作当中。参加筹建成都各界救国会的团体组织有成都学生联合会、民本生产合作社、汽车工人救国会、服装工人救国会等36个团体,其中有的是成都民先队的公开活动组织,如活路社;有的是以成都民先队为中坚的群众团体,如大声周刊社、学生救国联合会、申之社、业余知识社等;在国防文学座谈会、文化界联合会、三八读书会等社团中也有民先队员。

1937年5月31日,成都各界救国会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各界群众纪念五卅惨案十二周年大会,大会由以民先队员为主体的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组织工作。大会还邀请了各方面知名人士参加,如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军政府都督、人称“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衡也应邀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民先队组织了纠察队和交通队,保证了大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这次集会游行,声势较大,影响较广,有力地教育、鼓舞了成都群众。

成都民先队除了和本地各救亡组织团结合作开展活动外,还十分注意同外地进步社团的交往。它以成都学联的名义同北平、上海等地学联和全国学联建立了联系,经常交流斗争经验,传递各方面信息;民先队还给华西大学德语教授、捷克人魏路诗办的英文刊物《成都新闻》提供了一系列介绍成都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的稿件,让外国人对当时成都的社会情况和现状有所了解。

1937年6月,以成都职业青年为主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的两大核心组织民先队和海燕社合二为一。这样一来,民先队在成份方面增加了工人、职员和店员,总人数发展到了160多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成都民先队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更加积极地动员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前,成都民先队组织一批爱国学生成立了以演唱抗日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天明歌咏团”,轮流在每天拂晓走遍大街小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筹建了“星芒通讯社”,出版《星芒》周刊,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劳苦大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方针。1938年初,星芒通讯社内建立了党的支部,使其成为了成都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1月底,成都民先队又创办了《抗日先锋》作为机关刊物,在加强队员思想教育、宣传中共全面抗战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成都民先队也完全停止了活动。

成都民先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作用却十分重要,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王春英认为:

采访:成都民先队自1936年10月开始活动,到1938年8月结束,此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重要时期。成都民先队从诞生之日起,始终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助手和联系群众纽带的作用,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民众,利用一切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深入城乡,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思想传播到民众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领导。

来源:成都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