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的成立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抗日救亡的呐喊到迎来解放的曙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春天，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用声音讲述成都百年党史，用故事描绘成都党史辉煌，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倾力出品——《成都党史一百年》。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成都市委和其它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变成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并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性的独裁统治。国民党采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了低潮。
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除了要面对“清共”行动之外，还要承受当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展开的连年混战。比如1927年，刘文辉和刘成勋之间打的邛崃-雅安之战;1928年上半年由刘湘策动的，赖心辉等四支部队攻打杨森之战;28年下半年爆发的刘湘、刘文辉与杨森等部的下川东之战;29春爆发的杨森等部与刘文辉等部的上川东之战;1930年的川北之战;1932年10月至1933年秋爆发的刘湘、刘文辉叔侄为争夺四川霸主地位的二刘之战等等。
这些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征兵拉夫，勒索钱粮，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城乡经济几乎破产，广大农民更是贫困到了极点。成都及其周围各县，更是军阀混战蹂躏的重灾区。仅二刘之战期间，刘文辉的部队曾与田颂尧的部队在成都发生过一次巷战，双方战死官兵7000余人，市民伤亡2500余人，受灾难民数万人，不动产损失200多万元，商业方面损失700多万元。
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引发革命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成都地区开展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十分深厚的，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到来。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重新恢复建立起来，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站立起来，为了推翻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坚韧不拔，前仆后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成都市级组织的最大特点是上级领导机关和自身机构变动频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刘宗灵认为：
当时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比较繁杂，在不断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是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适应地下工作不断进行的一种调整，比如之前的一些同志不适应秘密工作，没有做过秘密工作，现在做秘密工作了，现在机关要缩小，行为要保密，组织也在进行调整。
中共成都市级组织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曾遭受挫折，但总体上还是连续健全的。其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以下过程：
第一阶段为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的中共成都市委阶段。1927年8月12日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在重庆建立。省临委按照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立即着手对全川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和恢复，决定将原中共成都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成都市委。1927年10月初，中共成都市委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历史发展史上的第一届市委。说到这里，就要提一下“八七会议”了。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为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成都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成都市委，11月11月，中共成都市委升格建立为川西特委并兼中共成都市委，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按组织系统，成都市委改属川西特委领导。成都市委建立时，下辖彭县、郫县、邛崃、安县、青神、绵竹、蒲江等县委和中共成都大学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15人。
第二阶段是1928年1月至1928年11月期间，中共川西特委兼中共成都县委和中共成华县委阶段。1928年1月，根据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决定，中共成都市委改建为中共成都县委，仍和中共川西特委是两级组织，一套人马。中共成都县委领导下的组织有中共成都东南区委、中共成都西北区委和军队中的个别党员。1928年3月，为了加大对成都、华阳两县郊区的工作力度，经省临委批准，建立中共成华县委，仍然和中共川西特委是两级组织，一套人马。这样一来，在1928年3月至5月，成都地区就有两个平级的党组织即中共成都县委和中共成华县委，两个组织管辖的地域也有交叉。由于两个县委领导人的变动，5月中旬，中共成华县委领导中共成都县范围内的工作。
第三阶段是1928年11月到1929年8月期间，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兼中共成华县委阶段。1928年11月，新的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在成都建立后，决定撤销中共川西特委，由省临委直接兼中共成华县委，县委领导人员也作了调整。1929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建立，8月省委迁往重庆后不再兼管中共成华县委工作。中共成华县委开始独立工作，曾一度改为中共成华中心县委，县委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这届县委领导的下属组织有中共龙泉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成都外南特别支部委员会。
第四阶段是1929年12月开始到1930年11月，中共成华特别区委兼管成华各区委阶段。1929年12月，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全委会的决议，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心区域工作的指导，将中共成华县委扩建为中共成华特别区委。成都、华阳地区党的工作由成华特区委直接领导。成华特区委领导下的成华地区党组织包括：中共成华东区委、中共成华中区委、中共成华城区委。
1930年8月，因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中共成华特区委改建为川西行动委员会，领导成华各区行动委员会及附近各县行动委员会。原特区委领导下的各区委也都改为各区行动委员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在中共四川省临委和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成都地方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时间较短，党的组织获得了较快发展，成都市级党组织领导的党员人数由大革命失败后的115人，发展到了1930年6月的261人，为成都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成都地区，除了中共成都市委及其领导的地方组织外，还有中共四川省临委、中共川西特委等直接领导的其他地方党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成都坚持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反动统治的抗争。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先后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择师运动、改善工人待遇的斗争。同时，为农村土地革命的开展做准备，并发动了广汉起义。
其实，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自身发展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10月，第一届中共成都市委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和党员人数获得较快发展。中共四川省临委、中共四川省委及中共川西特委还在成都地区建立了不少县委、特支、支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主要是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坚持在城市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同时为农村土地革命的开展做准备，并发动广汉起义。
第二个阶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机构和人员及隶属关系变动频繁，党的领导骨干被捕较多，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继续在城市领导群众开展反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重点转向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
第三个阶段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虽然中共成都市一级组织还未恢复，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仍紧密地团结和依靠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在成都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成都市级组织的不断演变，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刘宗灵看来是不断蜕变成熟的过程：
这个都是主要为了适应当时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而成立的，在不断进行调整。总的趋势就是，一次次被破坏，在白色恐怖的打击摧残之下，在地下党组织建设方面是在不断成熟，不断适应内外环境，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当时成都党组织，不管是县级的还是区级的、市级的、特支级的，还是更高一层特委、特区委等，总的对马列主义在成都的传播、川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政治影响，扩大组织力量，不断发展组织效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些组织在1935年都被破坏殆尽，包括当时在成都的地下党省委，但这些组织当时在成都地区的活动，对整个成都地区革命运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工人农民的组织动员，对一般知识分子、老百姓政治觉悟的启发和提升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来源：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