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的成立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抗日救亡的呐喊到迎来解放的曙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春天，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用声音讲述成都百年党史，用故事描绘成都党史辉煌，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倾力出品成都党史一百年。

第七期：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成都工人运动

大革命时期，国际帝国主义进入暂时稳定阶段,苏联经过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开始大力援助。在国内，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联合压迫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敌化，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掀起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中国革命迅速发展，中国工人运动也由恢复、高涨转为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成都党组织也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

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专业教授王春英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建立后，领导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党的创立及大革命时期创办工人学校、培养工人骨干。1922年中共成都地方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王佑木直接与一批工人联系，挑选工人中反抗性强者进行教育和引导。1923年的5月，共青团成都地委在高师平民教育社组织了工人学校，劳工报名者将近300人，王佑木请人教育。工人学校除文化学习外，主要讲授马克思的劳动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劳工运动史等等，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以机织帮、水丝帮、牛骨帮和刺绣工人为骨干的成都劳工联合会。

从1924年成都党团组织领导发动“长(音：常)机帮”织锦工人反对“三黄会”、反“朱尺”的斗争，到1925年指导以人力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罢工斗争，再到1926年成都市工会的建立，从一次次革命实践中，成都党团组织积累了斗争经验，也扩大了群众基础。

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初的成都，军阀混战、百业凋零、物价暴涨、人心惶惶，再加上军阀的派款、抽捐、借垫、预征等搜刮行动接踵而至，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无底深渊。连当时在省财政厅任职的人员都领不到薪水，一欠就是好几个月。城内驻军到处抢掠奸淫，大批小商小贩破产，生路断绝。《川报》连篇累牍登载《成都人民泣诉声》《成都商人诉苦声》《小民叫苦连天》等文章。在军阀的铁蹄下，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城，变成了可怕的人间地狱。面对这种恶劣的局面，接受过革命思想、经过革命运动锻炼的成都工人阶级群情激愤，奋起斗争。

成都外东的络丝工人首先燃起了反抗的怒火。1923年11月15日，他们自发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商议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资方坚持不给，络丝厂的工人随即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可是资本家的利诱和威胁，使罢工工人内部出现了分化，坚持斗争的工人很快陷入了势单力薄的境地。成都地下党、团组织知道络丝工人的情况后，立即派出党、团员到络丝工人中给予指导，召开了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为他们制定了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决定暂时忍痛复工，尽量维持现状。对于加薪之事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说，同时一致决定，联络动员广大的工人共同起来行动，脱离旧有的行会，组织起自己的工会。尽管络丝工人的大罢工在资本家和执政当局串通一气的高压下失败了，但工人们经过这次运动，找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在成都党、团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建立起了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

1924年春，在络丝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期间，成都党、团组织以劳工联合会为载体，派出共产党员钟善辅、刘亚雄、梁华，青年团员孟本斋等人，领导发动“长机帮”织锦工人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三皇会”、反“朱尺”的斗争。

长机帮神会——“三皇会”是行会性质的组织。起初，“三皇会”以限制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开展工友之间的互助为宗旨。但久而久之，资方逐渐混入“三皇会”，并且掌握了“三皇会”权力，开始强迫工人交纳会费，霸占“三皇会”的一切产权，使工人的权力丧失殆尽。同时，资方还掌握着红漆尺子，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朱尺”，因为工人织锦是计件制，产品按丈和尺来计付工资，“朱尺”比市面的标准尺长3公分，用它来量，工人每日所得不多的血汗钱又被盘剥。这种情况之下，打击封建行会势力、取消“朱尺”度量、维护工人利益，成为成都党、团组织决心开展的一项重要斗争。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有时找老板们评理;有时集会、游行、请愿;有时消极怠工等，通过这些方式进一步展开斗争。斗争中，他们喊出了“反对封建行会——‘三皇会’”“工人要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自己的工会组织” “决定工人命运的尺子要掌握在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手里”等口号，这些切合实际的要求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拥护。经过一系列曲折斗争，“三皇会”的威风扫地，工人们也先后抛弃了“三皇会”组织，加入了新的工会组织，“三皇会”则变为了纯粹的老板们的同业工会。“朱尺”不单全部改为市面的标准尺，更是得到了当局的正式承认。同时，通过罢工游行请愿，工人的工资标准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压迫终于带来反抗。在1925年冬，成都的部分人力车工人为反对昂贵的车租举行了罢工运动。但由于缺少统一指挥，力量分散，最终在资方的高压下失败。随后，成都利通等八家车行老板竟然把每天的车租从五角涨到了六、七角，此举激起了全体人力车工人的巨大愤慨。成都党团组织知道人力车工人这个情况后，刘愿庵立即派出善于做工人运动的党、团员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人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去。党、团员为工人们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斗争方案，1926年1月27日，在成都团组织的指导下，成都人力车工会成立，提出了：“减少车租、取消揽费、每日租钱由铜元计算、夜车灯费概由公司发给”等八项要求，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罢工宣言》。

会后，全体人力车工人集队到市政公所请愿，但当局并没有理睬。此时，中共成都党、团组织决定，由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和成都劳工联合会出面，派人作劳资双方的调停代表，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成都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能为自己谋利益的组织——人力车工会。通过罢工斗争，工人们看清了社会制度的黑暗和丑恶，工人们的团结性和革命性有所增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来到1926年，这是风起云涌的一年，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声援“北京三一八惨案”、牛骨帮工人罢工，建筑工人罢工等等运动接连发起。也是在这一年的 10月10号，成都市工会诞生。来自长机帮、生绉、建筑、劳动自治会、牛骨、剌绣、粗丝等42个分工会的代表245人，聚集在成都南府街川主庙，共同参加了市工会的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和工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市工会办公地点案、禁止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及职员案、援助罢工案、工人休息案、假借工会撞骗案、经费案等一系列提案。大会选举产生出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市工会的领导机构，由刘亚雄、钟善辅、孟本斋等九人组成，其中刘亚雄任会长，种善辅任副会长，孟本斋任评论员。市工会成立后，创办了《工友》为机关刊物，宣传工会的革命方向，指导工人运动。这份刊物文字通俗易懂，很适合工人口味。由于市工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各行各业筹建的现代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先后有军械、电政、丝业、棉织、靴鞋、店员、排字、厨工、理发、泥帮、京果、茗工、房客、油漆匾对书业、新闻业、粗丝等工会建立。这些工会以不同的形式，分别发表自己的宣言。

成都市工会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的关心和支持。1927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苏兆征、代理委员长李立三签署委任状并发出通告，委任钟善辅、刘亚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通告热情赞扬钟善辅、刘亚雄“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对于四川工人运动情形，尤能深切了解”。

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成都市工会所属的基层工会已发展到64个，会员人数达万人以上，成为成都地区举足轻重的革命力量。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在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运动报告》，对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建立的市工会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为工人利益奋斗的市工会，在事实上确为工人争得了自身利益和要求，所以一般工人很坚决地拥护着他。”这是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深入工人工会的结果。

（来源：成都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