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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1 来源:成都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成都党史一百年 || 第二期: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从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的成立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抗日救亡的呐喊到迎来解放的曙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春天,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用声音讲述成都百年党史,用故事描绘成都党史辉煌,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倾力出品成都党史一百年。

第二期 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地处西南内陆的成都有了新的气象,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他们以救国救民、发展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撰写文章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内外各种新思潮来唤醒民众。在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之前,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其实是由四川的王光祈、陈愚生、曾琦、周太玄、雷宝菁、张尚龄发起筹备。由于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新闻界、思想界的声望,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为七位发起人之一。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王光祈任大会主席。后来,又在会员比较集中的南京、成都两地设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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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王光祈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都聚集了一群什么样的少年呢?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

王光祈,赴德国留学,研习政治经济学,后来改学音乐,1934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开创了东方民族音乐研究的先河。

陈愚生,曾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周太玄,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因其在腔肠动物、特别是在水母的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解决细胞研究中的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正是这样一群“术业有专攻”,并且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了《星期日》周报,刊载大量批判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的为文章,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宣传了新思想新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宣传介绍,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一出刊,便极受社会重视,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多份猛增到5000多份。可以说《星期日》周报是五四运动后成都地区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它在当时被人们誉为与当时全国有名的《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齐名的刊物之一。

与此同时,位于商业场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也引入了大量进步刊物。这个由成都商会会长傅樵村创办的流通处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了积极的进步倾向,如宣传维新思想的《申报》、《时务报》、《中外日报》等都是通过这里开始传入四川的。五四运动后这里更是引进了引进了《新青年》、《晨报副刊》等刊物。

在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成都本地刊物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国民公报》、《半月》、《川报》、《戊午周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直觉》、《新空气》等都先后刊登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尤其是《半月》报曾登载了海参崴共产党果尔克氏写给远东少年的一封信《告远东少年》,信中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号召远东少年建立共产少年会。这封信是成都及四川早期全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情况的重要文献之一。

总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成都,为成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这样一批开风气之先的、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骨干群体中,有一位特别突出,他就是王右木。王右木早年以优异成绩被选拔为官费生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并结识了李大钊、李达等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回国后,他又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将报国救亡的思想付诸于实践。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后,广大青年倍受鼓舞,热情高涨。在王右木指导下,童庸生、钟善辅、李硕勋、阳翰笙、刘弄潮、郭祖劼、雷致兴等人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王右木到上海,与团中央取得联系。团中央委托他回川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王右木返回成都后,立即按照团中央的要求改组四川团组织。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团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此,四川正式有了团组织。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并在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表现出坚强的组织领导力。

1918年的四川被军阀们的“防区制”所分割,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广大人民,一方面为争取势力范围而连年进行内战,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不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入军费,而且还肆意克扣、截留教育经费来支撑他们的不义之战,致使全川的教育事业濒于破产的边缘。

1921年11月,成都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罢课,四川学生会也致函省长公署,要求划拨专款维持教育事业。在群众的压力下,当时兼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湘同意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并通电各军防区照办。但是,由于四川大小军阀在防区内各自为政,刘湘的通电不过是一纸空文。

王右木

此时,王右木出面发动成都各校师生员工,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马克思读书会员为骨干,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继续提出划拨全川的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提案。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也行动起来,发动学生们全力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6月11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公报》上公开发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实践,是从教育经费运动入手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实现推翻官僚军阀政权的目的,号召教职员和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宣言》的发表,在成都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随后一系列的请愿、会议、声援陆续展开,这场斗争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并且得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北京的《晨朝》、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时报》都用显著版面作了报导。最终,省议会终于通过了师生们的议案,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不得挪用、克扣等明确措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这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成都进一步深入人心。

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还积极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办工人夜校,讲解革命道理,直接领导成立四川第一个工会性质的“成都劳工联合会”。这让成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新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成都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任团中央总书记。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无产阶级利益主张,表明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地位也得以进一步凸显。

来源: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